导言：光阴茬苒，日月如梭。上月刚在律所同事的祝福下度过了我的50岁生日，古人云“五十而知天命”，回首30年工作经历，曾经当过老师下过乡，改行跳槽当过官，打架闹事进过宫，辞职下海离过婚。经过25年的律师执业生涯，加盟盈科后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引用习大大的话，“五十之前，全力以赴希望有所成就；而五十之后，虽然仍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但对个人荣辱已经淡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命之年，感悟颇多。在这里将我多年的职业经历、专业化之路和与盈科的一些故事说一说，愿透过自己的人生几次抉择的心路历程，与大家交流体验分享得失。

[  文革的产物

1966年3月，我出生在江西省九江市偏远的修水县小山村里，由于父亲被打成右派，十年浩劫的文革时代伴随我度过了苦难的童年。从没上过幼儿园，小学1至4年级全由一个负责记工分的乡村民办老师兼任，贫乏单调的课堂使我与英语画画无缘，受启蒙老师放羊式的乡土话上课熏陶，导致我至今拼音不过关，普通话不标准。

[  人生第一次转折：求学改变命运

打倒“四人帮”，恢复高考制度后，物质上高度缺乏，知识上极度荒芜的现象才有所改观。1982年，从未上过重点中小学的我幸运地考上了一所师范专科学校（现为九江学院），虽然只是一个中文专科，但对于没读过高三的我，16岁便能从5%的高考录取比例中脱颖而出，使压抑已久的父母终于在父老乡亲前扬眉吐气，并痛快地在村里的晒谷场播放电影狠狠地庆祝了一把。

80年代初的高校，是穿皮鞋和草鞋的分水岭，踏进高校也是我人生第一个转折点。恢复高考前右派等九类份子子女是不敢奢望靠推荐上大学的，个人命运是和国家命运紧密捆绑在一起的，人生的轨迹关键在于能否把握住时代的机遇！

1985年8月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核工业总公司华东地质勘探局267子弟中学任教，月薪50元，并度过了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执教两年后，骨子里不安于现状的性格让我无法再忍受按部就班的生活，我毅然选择了改行，调入修水县司法局工作。由事业单位老师到司法机关的行政干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华丽转身，也正是当下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公务员铁饭碗。原以为从此仕途顺利，其实不然。体制内论资排辈、任人唯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种种官场作风和弊端，明显与自己格格不入，因此也一直得不到提拔和重用，直至辞职前才被任命为镇司法所负责人。

[  人生第二次选择：通过律考当律师

虽然没实现当初改行当官的理想，但1988年一次偶然辩护经历，使我和法律，尤其是刑事辩护埋下了缘分的种子。时值九江市中院来修水县城审理一起樊荣贵等13名村民抢劫国营金矿的案件，全县拿律师证的只有三人，所以连我这种无牌的“乡镇法律工作者”都走马上任做了辩护人。一审主犯判处死刑，我的当事人判三年。上诉后，主犯改判死缓，省法院也采纳我的辩护观点改判当事人免予刑事处罚。

初战告捷，激发了我自学法律的兴趣。1990年，我以高分通过了的全国律师资格第二次统考（二年一考，后改为每年一考的司考），获得了律师行业的入场券。取得律师资格后，无需经历实习期，也没有师父的指导，很快便领到执业证。几年家乡县城律师工作接触的均是普通民事纠纷或是刑事方面盗抢伤害小案，比较单一，收费也非常低廉，每件刑案收费50元。当时不可能有百度问答等网络学习方式，完全靠边干边学，渐渐地也学会了在小河中游泳，算是从启蒙摸索到起步。

[  人生第三次抉择：打破铁饭碗辞职南下

1993年，律师体制开始改革，由清一色的国办发工资律所或法律顾问处，到允许开办合作或合伙制的律所。借着这股春风，1994年下半年，我停薪留职，怀着憧憬踏上了南下广东的求职之路。我先后去了深圳、惠州和东莞，最后通过一位老同事介绍在广州找到了一家律师所试用，并和彭心实、胡国材两位老律师合作在海珠区开了分部。

1995年，回家乡过完春节后，我又迫不及待地带上小板凳，挤上春运大蓬车再次来到广州上班。还不到半年，司法局领导就打长途电话来说政法机关不允许请假外出创收了，要么回来上班，要么辞职走人，只能二选一。何去何从？摆在我面前的是无法回避的人生交叉点，我该如何抉择？家人朋友同事无一例外都反对我打破铁饭碗辞职下海，甚至受到了离婚要挟。此时，我正站在人生抉择的路口，考验着我的智慧和勇气，举棋不定时，我想起诗人艾青曾说过：“人生道路会面临很多岔路口，但紧要的地方只有几步，尤其是当你年轻的时候，理智选择不要错过。”

是进是退？如果退回去做一个拿工资吃皇粮的公职律师（现在仍有），即使不能当一官半职，也会衣食无忧，小县城的日子也会过得滋润。但内心告诉我这种不思进取四平八稳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具有挑战性的人生。闭关三天，冷静思考过，也激烈挣扎过，我清楚知道自己不是从政当官的料，结合个人性格、职业定位、未来展望及两地经济水平等综合考虑后，认定专职律师是我终身职业选择，而广州是一座充满经济活力且包容性强的国际大都市。最终我坚定了勇往直前的决心，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策：辞职南下！

95年8月，刚好工作了十年，我便正式辞去了享受正科待遇的主任科员职务（93年实行公务员条例时取得）。我也成为了当年全县唯一一位辞职下海的公务员。人生要舍得，不能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会反受其乱！

[  广阔的天空：新环境中艰难起步

   初来乍到广州，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半途出家，没有人脉关系，哪来案源？加之没有法学院校科班出身的背景，想要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立足谈何容易！但公职已辞，已无路可退。相比易胜华律师《别在异乡哭泣》一书所写的提前打道回府遭遇，我算是幸运的。因为父亲当时已平反退休，姐姐顶替在广东省茶叶进出口公司下属茶厂工作，我也就可以在姐姐家的客厅搭个小阁楼暂时栖身。

当时广州律师所分配机制普遍是“吃住不管，五五分成”，虽然不拿一分钱底薪，收入二一添作五（也就是我负责办案可提成税后收入25%），借此机会，我还得感谢四航局退休兼职律师彭心实前辈，和我拍档合办案件。回想当初的日子，仍记忆犹新：骑单车汗流浃背穿街过巷去调查取证、立案开庭，为省钱经常啃面包当一日三餐，在办公室打过地铺。为增加收入，晚上上门兼职做过家教。

骑了二年破单车，96年底花7500元买了辆二手幸福牌摩托车，上下班途中在车把上挂顶头盔，顺便搭客赚点小钱。经过三年艰苦打拼，我开始在广州立稳了脚跟。买不起商品房，1997年便和城中村民合建了一栋宅基地性质的农民房，蜗居其中四年。几年下来，吃了不少苦，但收获颇多，适应了环境，听懂了白话，也有了一定案源。2000年元月，用15万买了捷达小汽车，由肉包铁变成铁包肉，实现鸟枪换炮。02年花30多万在番禺区购置了商品房并成功将全家户口迁入广州，正式成为了新移民客家人！到广州大概七年左右时间，我已完全溶入广州。我所收获的这些不外乎能吃苦耐劳，与师傅同事相处融洽，自力更生为主不拒绝外援，厚积薄发而不急功近利。

[  半专业化刑辩之路

说实话，刚入行做律师，大多数是别无选择，接到什么案都做，俗称“万金油”律师。高端业务可遇不可求，而且不一定能消化。由于刑事业务门槛低，收费不高风险较大，大牌律师通常不感兴趣。 1997年刑法和刑诉法作出了重大修改，侦查阶段律师便可提前介入提供帮助，作用和地位都明显有了大幅提高。当事人请律师多了，广州的收费也由每件1500元提高到近万元。所以，在1995年至2005年共10年间，我的刑事业务比重占了50%以上，每年平均办理20件左右，可以算是半专业化了。2004年，《中国律师》杂志第四期对我作了一篇专访——《平淡之中尽显辩才本色》。平平淡淡才是真，是我当初的真实写照！

此时，我已毕业20年，从事律师业务15年。在刑辩业务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如原广州工商联部长黄志刚贪污案广州中院两次判15年，省高院两次发回重审，最终宣告无罪；熊少华运输毒品安眠酮2.5吨被判无罪。种种成绩，我开始思考是否应全力以赴走刑事辩护专业化道路？答案是必然的。

可惜当时全广州没有一家专业刑辩律师事务所。2007年，我从广东环球经纬所转入广东华安联合所做合伙人，一心想专职从事刑辩业务。由于律所没有部门专业化设计，结果仍是带个助理单打独斗的老样子，没有建立团队和树立品牌，走刑辩专业化的路子遇到了天花板。